Phil Spencer发文向索尼互娱总裁Jim Ryan致敬

相应地，subject（主体）一词即兼有这两种意义：一方面，他是主体、原因、理由、主题，是真实存在、并且独立存在的（substantive），是实体、本质、本体（substance），甚至还是可敬的、崇高的（sublime）。

[36] 参见唐振常：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•学习笔记》，同上书，页9。[105] 《答范伯崇》，《朱子全书》（22），页1783。

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，这里可再举一例对此予以说明。间或因事反复丁宁，使后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，敦厚亲族，和睦乡邻，有无相通，患难相恤，庶几风俗之美不愧古人，有以仰副圣天子敦厚风俗之意。汉武帝平南越后，曾在广东海南岛上设儋耳和珠崖两郡，因当地风俗强悍，受不了汉官的干涉，杀了地方官，朝廷感觉到派官治理得不偿失，遂把儋耳并入珠崖。北宋在中国文化史上无疑是个特殊的时期，对于文化建设而言，儒学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迹象。故唐代是中世的结束，宋代是近世的开端。

"同时又强调"上而王者之于天地，下而士庶之于五祀、祖先，其感通只一理耳。（[39]）故程颐弟子杨时就认为王安石只是以刑名治天下，"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"之事全无。不仅《春秋》为孔子所创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（《仪礼》）《乐》《易》，也都是孔子自我创造出来的。

这两部书的内容大约是：儒家的《六经》皆存世，即今文经，秦始皇并未焚尽。时务学堂内部材料虽不能全见，但在1898年春，已将梁启超的《学约》、《界说》、学生与教习的问答（部分）、学生的札记与教习的批语（部分）合刊了一部书，共四卷，名为《湖南时务学堂初集》，今存世不多。多君者，据乱世之政也。当然，如果有可能，也想当帝师。

一君之政即为小康，中国的前途与西人一样，是同归民政（民主）。若以康在槟榔屿、大吉岭时期（即戊戌之后）的著述，来说明戊戌时康有为思想，是不可能精确、不可能具有说服力的。

我才完成了证明的过程。康常引用《中庸》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、《公羊传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，颇有自许之意（见《〈中庸〉注》《〈孟子〉微》）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稍知西学，则尊奉太过，而化为西人。

1898年冬，康在日本写《我史》，这是他第一部人生总结，也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期。吸吁所接，或有动于当途。鄙人等侍先生数年，尚未能悉闻其说，非故秘之不告也。富国学之书，大约是指《富国策》，与《佐治刍言》皆是西方政治经济学著作。

但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，若不加以严格的区别，会有致命的缺陷——我的目的原本是要证明戊戌变法的性质，由此来证明戊戌时康有为的政治思想。予小子梦执礼器而西行，乃睹此广乐钧天，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…… 他这些话讲得很明白，他是受命于天的。

他在《知新报》上发表《地球大势公论》，称言： ……故天下之势，始于散而终于合，始于塞而终于通，始于争而终于让，始于愚而终于智，始于异而终于同。若有一言虚诬，天地鬼神，实照鉴之。

有一年，我在东京，早稻田大学的一位女教授对我说，很怀念北大二院（历史系）的紫藤，我听了很诧异，回来后才看到二院的紫藤花盛开。治天下者有三世：一曰多君为政之世，二曰一君为政之世，三曰民为政之世。（《地球大势公论·总序》，《知新报》第二册） 大同三世说反映的是世界的变局，徐勤的着眼点也是世界的。有些是类似梁启超《变法通议》那样的大文章，多期连载。康可以将其思想附托孔子的名下，托孔改制。（张伯桢：《康南海先生讲学记》） 此处的春秋时主要是指孔子，而今时又可见康的自期，他要仿效孔子创制立教。

开地球之新化者，欧洲也。耽耽相视，龁龁相仇，龙蛇起陆，杀机方长，螳雀互寻，冤亲谁问？呜呼。

春秋之例，分十二公为三世，有据乱世，有升平世，有太平世。匪一隅之偏局，实万国之同风。

故今日亦先从强中国下手而已。度支之额，半充养兵，举国之民，悉隶行伍。

太平者，大同之世，远近大小如一，文教全备也。1897年，他写信给老师谭献的信中称：康党诸大贤，以长素为教皇，又目为南海圣人，谓不及十年，当有符命。必有宋学义理之体，而讲西学政艺之用，这是我看到的最早的中体西用的说法，不仅早于孙家鼐（见其奏折，1897），更早于张之洞（《劝学篇》，1898）。康门弟子中，他在《知新报》发表的文章最多。

在《孔子改制考》中，康有为称： 尧、舜为民主，为太平世，为人道之至，儒者举以为极者也……孔子拨乱升平，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，尤注意太平，托尧、舜以行民主之太平……借仇家之口以明事实，可知六经中之尧、舜、文王，皆孔子民主、君主之所寄托……《春秋》始于文王，终于尧、舜。至所云起点之处，西人之息兵会等，亦其一端也。

历史学是以史料为基础的，没有史料的突破，思路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历史学是不那么浪漫的。康还在《孔子改制考》的序言中称： 天哀生民，默牖其明，白日流光，焕炳莹晶。

其昏狂黩乱，至于此极，乃白莲教所不忍言，哥老会所不屑为。我仔细查看《春秋董氏学》，与大同三世说相关的内容，仅仅找到五条。

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，上面说的两个问题，实际是一个问题：康有为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学知识（新学伪经孔子改制）与有限的西学知识来推动中国的改革？如果再深入一步，又可提出这样的问题：即康有为作为一名晚近的进士，其官位仅是工部候补主事，在京城地面中尽管大声说话，也无人听得见。从1900年夏天起，康有为先后旅居南洋槟榔屿、印度大吉岭，至1903年春夏之交时才离开。其第三条称： 康有为之教，尤有邪淫奇谬、不可思议者，其宗旨以大同二字为主（其徒所设之局、所立之学，皆以大同为名），创为化三界之说：一化各国之界。孔子于民主之治，祖述尧、舜，君主之治，宪章文、武……其志虽在大同，而其事祇在小康也。

谓世间并无君臣之义，此国人民与彼国人民一样，古人所谓忠臣、义士，皆是多事。自中、俄、英、日等国而言，则可谓为一君之世。

变多君而为一君，谓之小康。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，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。

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，戊戌变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化的，但这个推动者却不太懂得西方的思想与制度。《春秋》曰：末不亦乐乎尧、舜之知君子也？《易》曰：见群龙无首，吉。